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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天看电视，一个陌生的词叫低棚户，今天妮妮说，你看我们窗下这种就是，只有一层，很多连砖头都没有，只是木板搭起来的。

我们的墙壁就这么一米的距离，此刻，棚户里传来阵阵的咳嗽声，应该是一位打工的妇女生病了，整个晚上一直咳嗽不停。这声音格外的熟悉，因为它就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。

母亲病重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，一直咳嗽不停。06年5月，外婆手术，一开始妈妈她只顾着在医院照顾外婆，劳累之下开始咳嗽，家里买了几次止咳药都无济于事。06年11月外婆去世，妈妈的咳嗽一直未见好转，于是去了医院检查，那个寒假，我回到家里，医院检查结果出来，让全家人吓傻了眼。

之后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。07年暑假我回到家，那两个多月里，每天耳边都是妈妈的咳嗽和沉重的喘气声。

两年了，今天我要回去学校，答辩、毕业手续。

有时候命运真是操蛋的安排。这一年多来，一直忙碌不停。08年春家乡的冰天雪地，接着是满地废墟的四川震区，奥运场馆的人山人海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陌生的共和党大会，华盛顿的国会听证，麦凯恩、佩林的宾州集会，奥巴马的弗州演讲，以及最后芝加哥当晚的一片沸腾。

回到国内后，这大半年又是马不停蹄。去了石家庄，采访那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，见了孩子家长，然后深夜里追查毒奶粉源；又去了东莞，昔日以制造玩具闻名而被称为“圣诞北极”之地，可在08年底金融海啸下厂房一片狼藉，七八千人的大厂宣告倒闭；08年底还去了武汉，这个全国铁道重镇，可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场铁路内幕，以及后来的变化让我瞠目结舌。

09年，我再次去了四川，一周年后的灾区，汉旺青龙山头的万人坑公墓，遇难孩子家长们的婴儿再生潮，在成都，当地朋友说一切已经麻木。

从美国回来后这大半年，我安安静静的呆在家里，埋头论文，3月去了英国，参加一趟气候变化之旅。四五月份在工作和论文双重压力下，磨得心力憔悴。每周七八个故事堆来，实在受不了可怜的美国报业新闻水准不断的dumbing down，终于在5月底在这里划上了句号，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美国西岸媒体中国观察生涯。

窗外还是低棚户里传来的咳嗽声。她为何不去医院看下，不能再硬撑了，她是不是也有个孩子，为了自己孩子一定要耶稣保佑啊。

最近这个礼拜，我在不断的问自己，就这么离开是否过于草率和意气用事，是否自己过于理想主义，毕竟还是为稻粱谋，何必因为这些问题而甩袖而去。

哦，不，离去不是半途而废，而是寻找新的起点。在这个转型的中原国度，一切都在变，而往往你从政治上旁观，带着很多焦虑和对制度无法通畅的思考，进而限于这个纠结当中，让自己变得忧伤。或许，我们换个角度，能够更清醒的看清楚。

而或许，让我去结束这些繁文缛节，会过去休憩一番，重新赶路。

因为我找到了当初自己前行的动力，那就是不能再让一个个我们经历的遭遇再在别人、下一代人身上发生。我们不能再让孩子无法上学，不能再让母亲为孩子牺牲一切，拿起手中的笔，不能再让70码、邓玉娇这样的悲剧重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