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SPECT

一早打开电邮，看到《经济学人》的封面还是略为吃惊，这个一贯批评中国经济政治问题的老牌英国杂志，这一次观点鲜明、一针见血的直指奥巴马轮胎特保政策是“破坏主义”『Vandalism』，他的这一招是『一个保护主义者的行动，是完全一个糟糕的政治，糟糕的经济、错误的外交，也损害了美国』『A protectionist move that is bad politics, bad economics, bad diplomacy and hurts America』。

作为一名日常工作就是盯这些新闻的人来说，《经济学人》的立场实在让人痛快得淋漓尽致。

在传统新闻业仍在恪守平衡和独立立场时候，杂志已经进入“观点为王”的时代。新闻的策划、封面的策划成为了博众人回眸的一大噱头。只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大背景，在眼下这个天朝，尚没有一份严肃的报纸和杂志足以承担这个社会和时代的重量。

在分析财经媒体未能预警这一场金融危机时候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主编Lionel Barber说，『在过去10年最重要的事件中——伊斯兰教激进恐怖主义的抬头、中国经济的开放以及两次信贷泡沫——有许多都是始料未及的，或是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。在这方面，记者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。虽然记者有很多不足之处，但他们仍然有能力成为“乌鸦嘴”，对灾难提出预警。希望这种情况能长期保持下去。』

上一周，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 (David Schlesinger)在清华大学演讲也响应了这一观点，『媒体究竟是镜子还是水晶球（The mirror or the crystal ball）？』

这一次金融危机爆发，财经媒体受到很多指责，认为未能很好的预测和阻止其发生。对于媒体的角色定位，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去独立客观的反映发生事件的全貌，以及在事后指责媒体失职，还是苛刻的要求媒体像“魔法水晶球”一样去预测问题，各家自有公论。

史进德说，『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最重大的财经新闻事件，可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』，而媒体则要作为『一面好的镜子是没有任何感情的，不会受情绪左右，只会忠实地、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』。

在金融危机的同时，这个行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危机，无论是它在读者心中的公信力还是作为商业它的生存能力。史进德也总结说，『在高度依赖传统媒体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媒体感到非常厌倦的一代人』。

但这个世界变得厌倦的时候，闻业有时候也就成了这个世界最无聊的事情，当这个世界沉醉在刺激计划带来的股市、楼市的疯狂时候，怎么去奢望一份高质量的报纸？新闻还是一份饭碗，更何况他们的消息来源就是大众，而『批评的报道又会热闹他们的消息来源』。

而在时政报道上，门里和门外的距离是天壤之别。你花一整天盯紧一个大会，各家媒体屏住呼吸，就为了比对方抢快几秒，而等到晚上7点的黄金新闻播完，那个关注的结果还没出来，一天的时间就白费了。无论是在当下的天朝电视上刻板的印象，还是华盛顿的白宫前或伦敦的白金汉宫前，这些人物的言行和举措究竟关你什么事情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可能谁也无所谓，纯粹是一群人他们内部的游戏。

2008年11月4日，芝加哥格兰特公园12.5万人激动万分，他们为见证历史而自豪。“无畏的希望”『The Audacity of Hope』的书籍摆在窗边，那个当选晚上『CHANGE』的口号和众人的落泪场面还宛如昨日，林肯纪念堂门前马丁路德金演讲留下的『I Have A Dream』字样还记忆犹新，有时候难怪那些先识们会很cynical的笑看一切。

有位财经达人这么评价这一轮中美贸易战——『一群有很响声音的人，可以盖过更多沉默的人，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一人一票的，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』。所言甚是，总比老调的NYT可笑的说『耐嚼的美国鸡爪是不会让中国人真正抵制我们的』强多了。

有时候确实需要这么一群『乌鸦嘴』，哪怕好与坏。

Sultan M. Munadi

他出生在一个小山谷里，离最近的道路有三小时的路程。那个小山村看不到什么钢铁，也没有水泥，一切都是纯粹的自然，他在那里长大。

若干年后，他去了德国读公共政策硕士，那里到处都是水泥、玻璃、沥青。在德国的两年里，他感到很失落和厌烦，他想念家乡的山林和自然。于是他回到阿富汗。

34岁苏坦.姆纳迪(Sultan Munadi)，自2001年起为《纽约时报》工作担任助理（或叫fixer），在德国两年读完硕士学位后，他上个月回到阿富汗休假，也暂时为《纽约时报》工作，报道总统选举。

然而，不幸，他同时报的记者在去一个地方采访时候被一伙武装分子绑架。他们的司机成功逃走，而之前有警察和村民警告他们不要前去采访。

上周三，在英国首相布朗的批准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，英国阿富汗驻军突袭武装分子营地，试图解救《纽约时报》的来自爱尔兰的英籍记者，激战中苏坦一直保护他的记者Stephen Farrell，不幸中弹牺牲。

英军凯旋而归，英国布朗首相周三发表声明说这次行动精心准备和策划（“after extreme planning and consideration”），显示出了惊心动魄的勇敢（“breathtaking heroism”），“无论何时英国国民被绑架，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将不惜一切解救他们”（“whenever British nationals are kidnapped, we and our allies wil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free them”）。

北约驻军指挥部发表声明，感谢苏坦为保护英国居民而献出生命的“决心和勇气”（”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” in the effort to “recover a British citizen from the hands of the Taliban”）。

然而，在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被救出和英军凯旋而归后，苏坦的遗体却被丢弃。很快，这一事情在阿富汗和驻阿的媒体界引起争议，为何英军半夜行动，甚至不通知阿富汗和《纽约时报》当局，而且已经有很明显的判断，这帮武装分子似乎没有意图杀害这两名被绑架者。特别是，丢弃苏丹遗体的行为，让很多阿富汗记者悲伤之外更加生气。

更让人们争议的是苏坦的身份，无论是布朗、北约的声明还是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报道中，都只是浅浅一笔说苏坦是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的翻译（interpreter）不幸身亡。

《纽约客》文章说，为何被害的总是fixer？在战火纷飞时刻，西方记者连出门到对面一条街都几乎不大可能，这个时候只能依靠当地的助理们为他们去跑新闻。

这是最令人振腕叹息之处，无论是在1960年代的越南，还是今天的阿富汗、伊拉克乃至中国，西方媒体雇佣一批当地雇员为他们工作，他们常被统称为fixer，意指他们可以fix everything。他们中不乏有人无法谋生而因西方机构待遇高而去卖命，但更不乏有人跟西方记者一样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

越战中拍下那些惊人照片，甚至最后获得普利策奖的一些摄影记者就是越南本地人。在著名战地记者Peter Arnett课堂上，讲到越战那些广为人知的战争图片时候，他也说起那些为西方媒体工作过的当地雇员，其中一张著名的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图片拍摄者就是越南本地人，而他的哥哥同样是外电摄影师，在拍摄中不幸身亡。

《纽约时报》记者Barry Bearak记者愤怒的说，“报道说他是‘翻译’，这是在误导读者，让人们不知道这些伟大人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”，Bearak在2001到2002年跟苏坦一起工作过。他罕见的说出了公允的评价，他说，这些当地雇员们”他们是我们活的历史书、政治分析家、后勤主管，他们跟我们冒着同样的危险，却没有同样的荣耀和待遇“。

相关阅读:

纽约客: It’s Always the Fixer Who Dies

《纽约时报》苏坦的遗言：Hell? No . I Won’t Go

《纽约时报》：Sultan Munadi: A Gentle Stalwart

《华盛顿邮报》：After Rescue, Recriminations